05年10月份，在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宣布解体后,陶景洲加盟了DLA Piper律师事务所，成为其中国部执行合伙人。过去的10多年里，这位曾留学法国的律师不仅成功地将一批跨国公司引入中国市场，而且在帮助中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现在他又多了一个新的目标，那就是把更多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引入国际市场。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我考入了北京大学政治法律系。1982年毕业时，我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继续读研究生，二是考出国预备留学生。已经体验了4年离家生活的我憧憬着再次远行去体验异乡生活，便参加了出国预备留学生考试。很幸运，我成为出国学习比较法的三个人选之一。
     1982年，我到巴黎第一大学学习法律，期间我关注的不仅仅是课本上的东西。如果在国外仅局限于看完老师给你的参考书，局限于把语言学会,可能意义不大，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这种移民政策开放国家，要学会怎么和当地人打交道，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融入当地社会，这才是真正地学习。
    但两年以后我没有马上回来，因为我觉得自己还什么都没学会。在没有了奖学金之后，我需要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我就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我当时留学法国主要是学习比较法和行政法，因为法国的行政法据说在世界上是具有特色的，学习目的是回来进入各部委当官。所以进入事务所的时候我就表示，就在这里实习6个月，赚够了钱我就继续学我的行政法走仕途。没想到干了几个月之后，我发现这可能是真正对国家有用的方面，随后我开始在这家律师事务所工作。
    虽然已经在法国获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优厚的报酬，但我一直希望在自己学业有成的时候能够回国，实现“法律实务报国”的梦想。1986年起，我开始代理与中国有关的业务，频繁往返于中法两国之间，替客户谈判、签约。到1990年代，有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者看好中国市场，他们迫切需要在中国找到合适的律师。而与欧美国家相比，律师在中国人群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中国迫切需要法律方面的人才，我开始寻觅回国的机会。1991年，我被美国高特律师事务所选中帮助其在华设立代表处。
    回国这些年，我认为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代表很多中国企业应对欧盟对他们提起的反倾销诉讼，因为既然要和外国做生意，就要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而且真正要用这个国家的法律作为武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其次是向外国企业解释中国法律。伴随着外国公司落脚中国，在中国发展，我代表国外公司完成了大量合资、合作和独资项目，代表他们与地方政府交流。外国公司看准了中国市场，但也希望能够最大地减少他们的风险,靠我们解释其他公司在中国的经验和教训；
    再次是在国际仲裁方面做了一些事情。我前几天刚从印度回来，主要是关于中国公司的合作仲裁问题。就像有结婚就有离婚一样，这么多公司来中国投资做贸易肯定有出问题的，需要我们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最近三四年，包括未来的十几年，我做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助中国企业真正走向世界。中国企业走出去也说了十几年了，但真正走出去必须等我们的经济实力达到一定水平。我感到中国经济实力已经达到这个地步，现在走出去的主要集中在能源方面，未来肯定要牵扯到其他领域，不动产、销售网络、工业项目都可以到国外去做收购兼并的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过去5年来我一直希望我原来的事务所能够建立起强大的美国网络和欧洲基地，以便我能够向中国公司提供这种服务，但高特没有建起来。
    对我来说，现在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来到DLA Piper律师事务所后，我感到带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标更加明朗化。这个事务所有很强的欧美网络，在美国有20多个办事处，欧洲也有20多个办事处，真正能够给我们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法律上的保障。
    我认为，现在的留学生要向专业化发展，因为中国的法律慢慢健全了，各个领域隔行如隔山，专业分工越来越明晰，真正需要的是专门人才。新一代留学生主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他们各方面都懂一点，而实际上各方面都掌握得不够精深,他们对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社会都不甚了解,所以我建议他们应该先在中国工作几年然后再出去留学。